摘 要: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开展的伟大战略转移, 也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 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迎来重要转折的历史阶段。依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权威史料, 可以发现一个“决策-失联-互动”的动态演进过程。在长征决策阶段, 共产国际的指导存在明显的犹豫与延误问题, 成为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延续的外部诱因; 长征途中电讯联系的中断, 客观上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革命重大问题、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契机; 遵义会议的召开, 终结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 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新传统; 双方恢复联系后, 共产国际更多地发挥了战略支持与道义声援的作用, 不再直接干预中国共产党具体决策。这一历史进程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外部指导关系的复杂内涵, 为理解中国革命胜利的内在逻辑提供了重要的视角。
摘 要: 红军在长征过程中, 通过标语、布告、传单、报刊等形式系统地宣传抗日主张, 展现出针对不同人群而进行不同宣传的灵活策略, 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宣传的阻力, 尽可能地争取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在动荡的时局中, 红军对国内形势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 宣传策略从坚决地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体现出红军的政治成熟。红军抗日宣传在长征中凝聚军心、动员群众, 起到争取同盟、塑造形象的作用, 进而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摘 要: 历史上川南井盐通过釜溪河、赤水河南下入黔的盐运通道, 与红军四渡赤水的行军路线高度叠合。盐运古道为长征途中的红军提供了隐蔽的行军路线和物资补给, “开仓分盐” 等行动也是红军赢得民心的重要举措。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在自贡和泸州的革命活动为这条古盐道撒下了红色火种, 川南盐场走出的英烈卢德铭与邓萍, 代表了盐业社会孕育革命者的精神谱系。鳌头铺、二郎滩、茅台渡口等盐运古道上的红色遗迹, 亦是这种双重文化积淀的物化见证。
近些年进行田野调查,经常看见这样的标识标牌—— 红一方面军长征途中……攻占七百多座县城, 转战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蹚过24条大河…… 这里的“18座大山”“24条大河”,来自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中对亲历者和红军原始记录的梳理总结,有一定依据。而“攻占七百多座县城”,就不知从何说起了。 上网翻阅各类媒体,这种陈述遍地都是。而笔者在作实地踏勘时,问及这类标识标牌的来源,基本上众口
摘 要: 宜宾的红色记忆可以追述到中国共产党建党的1921年。1935年2月,中央红军从进入宜宾到转战离开,虽然停留时长仅6天,却促成了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成立。直至1937年,中共川南特委和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抗日先遣队,仍坚持在川滇黔边区浴血苦战,牺牲巨大。至今宜宾仍保存有不少遗址遗存,无声诉说着那一段光荣的革命历史。
摘 要: 巴蜀历代名人重民生、重创新、重实践、重实效的核心传统, 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巴蜀历代思想家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察万物之源, 始终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现在政治理念和社会治理之中。蜀学“集杂为醇、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的理论—实践范式, 启迪我们在当代治理的关键领域应勇于突破路径依赖, 以制度创新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经世致用是贯穿巴蜀思想文化史的核心精神, 都江堰“因地制宜”“顺势而为”的治水智慧, 启示当代治理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 文翁通过教育潜移默化地重塑文化基因; 知行互发的实践哲学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这些智慧不仅是巴蜀文化的精神标识,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与科学的方法论指导。
摘 要: 手心纹常见于青铜兵器与乐器上, 其主体为手臂形, 臂端常与桃心形纹组合。作为巴蜀青铜器的常见纹饰之一。手心纹以其独特的形态和神秘的寓意, 成为研究古代巴蜀文化的重要因素。近年来手心纹备受学界关注, 众多研究聚焦于其形态与内涵, 但观点存在一定分歧, 未能形成共识。
摘 要:三人谈有五个话题:第一,古典诗词对于坚定文化自信的意义;第二,古典诗词的家国情怀;第三,古典诗词的美学价值;第四,诗无达诂与解读的优化;第五,如何写好诗词。
摘 要:苏轼在《六事廉为本赋》中对《周礼》“六廉”思想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他心中为官者的最高准则,并融入了个人的政治理念与人生哲学。直至今日,“六廉”思想对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警醒新时代党员干部廉洁自律,仍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摘 要:古代的中国,儒医本为一家。儒家文化强调人的完善与道德修养,而传统医学则探索人体的健康。中医药文化属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医者仁心”又是中医药文化中熠熠生辉的道德准则,它不仅是古代医者的执业信条,更是中华文化“仁爱”精神在医疗领域的生动体现。“医者仁心”强调医者要有仁爱之心,把患者生命放在首位。这一理念贯穿中医药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史,形成了独特的医德传统。“医者仁心”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也是当代医学伦理不可或缺的价值基石。它提醒医疗从业者在追求技术精进的同时,始终要坚守对生命的敬畏与对患者的共情。
摘 要: 地理环境决定论命名存在不合理之处, 阐述为 “地理环境影响论” 更为恰当。地理环境对早期西方文化的塑造具有显著影响。西方文化起源自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核心的地中海文化系统, 其地理环境在限制了大规模农业与统一帝国的形成的同时, 又为发展海上贸易创造了有利条件, 促使古希腊人大力发展工商业、航海业, 并影响了其民族性格的形成。通过不同地区的横向对比, 可以进一步体现出不同的地理环境对文化塑造的影响。
摘 要: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广为流传,但该词语直至北宋才出现、南宋才普及。勾践会稽之辱与宋代靖康之耻有着高度相似性,不禁令人质疑“卧薪尝胆”是宋人主动建构的叙事。从战国勾践隐忍事件到宋代“卧薪尝胆”故事的演变脉络,揭示出词汇诞生与当时政治环境的内在关联,也勾勒出过往史实与后世叙事间的历史互动。
摘 要:时间很短的三国时期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时期之一,实乃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那是一个人心所向追求“仁义”“统一”的时代;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留下可视为创作源泉的丰富记载;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英雄难以被人们忘记;由群众创造又长期积累、不断修正才出现的《三国演义》,通俗易懂、富有想象力,能深深植入普通民众心中;“扬刘抑曹”这一现象被群众广泛接受,更在特殊历史时期具有象征爱国主义的特殊意义。正是这些因素造就的三国热潮,让三国故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
摘 要: 政协文史资料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为核心特征的近现代史重要史料,兼具统一战线属性与独特史料价值,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着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功能。当前,史学研究领域对文史资料的考证价值与应用方法仍存在认知不足、利用不充分等问题。文史资料的编研工作应以辨析历史人物为切入点,结合编研实践,梳理文史资料中人物混淆的常见类型与典型案例,从而形成以文史资料为基础、结合多重史料互证开展人物考辨的路径方法,并提炼对文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历史启示。研究表明,文史资料在补文献之阙、匡记载之误、辨人物之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在历史研究与史实考证中得到更系统、更规范的运用。
摘 要: 关于《禹贡锥指》一书的成书过程, 文献记载较为简略且零散。通过爬梳稽考相关史料及清代诗文集笔记等材料, 现将其成书过程划分为材料收集、潜心创作、就正名流与吴门付梓四个阶段。《锥指》一书采用集解体, 广列众家之说, 详加剖析, 辨正得失。在此书中, 胡渭综合采用多种解经方法, 多有所创见, 对清代《禹贡》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摘 要:“广州十三行”作为清代中西交流的重要节点,见证了西医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一时期的中西医碰撞与融合是推动医学变革的重要力量。从鸦片战争前的接触,到战后的制度化发展,中西医在技术、理念和文化层面的互动,深刻影响了中国医学的走向。中医在西医的冲击下逐渐吸收其科学理念,推动自身现代化;西医则在本土化过程中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医学模式。这一历史进程不仅展现了中西文化的深刻对话,更为中国医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
摘 要:自1914年法国人谢阁兰等人在广元昭化的汉代鲍三娘墓的墓室中发现汉代画像砖后,昭化人不仅认识了汉代画像砖,并且开始重视汉代画像砖。昭化是“汉砖艺术的宝库”,汉代画像砖几乎遍布整个昭化地区,昭化当地收藏家建立起私人的“汉砖博物馆”。昭化画像砖地域特征显著,多长条形实心砖、阴线刻与浅浮雕结合、重现实题材,而神话元素经本地化演绎自成川北风貌,区别于成都平原的方形高浮雕砖。从艺术角度和制作工艺来看,昭化画像砖足以说明昭化地区艺术品有鲜明的个性和自我发展意识,又有融通南北的交融发展思想。昭化画像砖是汉代巴蜀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也是考察汉代四川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志。
摘 要:在国家大力提倡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今天,很多尘封于历史的文化遗迹亟待深入发掘与研究。成都龙藏寺曾是川西最大的书籍刻印中心,寺中收藏了大量历代书法名迹。在时任龙藏寺住持、一代文化名僧雪堂含澈的带领下,寺中高僧将所收藏的历代书法名迹勾勒上石,建成了在全国佛教寺院中规模罕见的龙藏寺碑林。目前,龙藏寺历代书法名迹被收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成都宝光寺等地。即便如此,对雪堂含澈与龙藏寺碑林书法的研究成果依然罕见。笔者基于目前学界对龙藏寺碑林书法较为全面的统计与整理,将雪堂含澈关于龙藏寺碑林书法的题跋进行专题汇集与研究,考证其书学思想及交流情况。
摘 要:民间传说秋海棠花乃多情女子眼泪所化,诗人们借此意象抒发悲伤心绪。近代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创作的著名小说亦名《秋海棠》,在民国初年的时代背景下描绘京剧名伶秋海棠的命运悲歌,“海棠”既象征个人爱情苦涩,也意寓家国“一叶之悲”。《秋海棠》续作《梅宝》仍以“京剧伶人”成长为明线,深刻揭露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社会黑暗,展现底层受压迫民众的觉醒与反抗。可惜作者原计划的《梨园世家》第三部最终未能完成。笔者在老友陈伯海先生的鼓励下写成此文,以兹纪念。
摘 要:苏轼《自题金山画像》一诗,流传甚广,解读颇丰,多是从委屈、怨言、自嘲,甚至有一点牢骚、抱怨等角度认识。然而,倘若完整理解全诗,特别是将“已灰之木”“不系之舟”的原始出处找到,结合苏轼黄惠儋三州的生命体验与价值认知,则可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心理诉求,正是苏轼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和升华,正是他基于儒释道三教精华融汇的正果,正是他真正追寻而最终得以实现的“平生功业”。
摘 要:苏轼是北宋少数在生前即经历诗文集刊刻流布的士大夫。其《南行集》为早年与父弟合编的纪行之作,体现对文字传世的自觉;《和陶诗》由本人审定,借追和陶渊明重塑其文学地位,亦成为自我精神归隐的载体;而《钱塘集》则因书商刊印、民间流通,被御史台用作乌台诗案的核心物证,使苏轼深陷文字之祸。三部集子分别对应诗文可控、失控与内向安顿的三种命运,折射出雕版印刷时代作者与文本关系的深刻裂变。苏轼历经焦虑与应对,最终在《和陶诗》中寻得超越性答案,也为文学传播史提供了一个极富现代意味的个案。
摘 要: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王浮得救记》脱胎于中国道教寓言传说, 呈现出理解他者的不同途径。尤瑟纳尔以心灵为奇点, 展开衡量感知的经纬, 对古代中国道教寓言进行了想象与书写, 由西方视角呈现出对中国之“道”的不同理解, 并在艺术的结构与权力的话语中编织出技艺、记忆与欲望三者的联系, 从而展现出异质文化中不同的情感结构和身份感知。
2026年7月24日,《四川地域文化通览·市(州)卷》编撰试点工作培训在省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举办。参事室主任程文茂主持会议并讲话,文史研究馆馆长罗春梅安排部署工作,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杨红梅、二级巡视员王兵参加会议,泸州、遂宁、眉山市分管领导同志分别发言。 中央文史研究馆先前曾组织全国各地文史研究馆历时六年,精心编撰出版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各1卷。这
该跪坐人像高23厘米,宽3.5厘米,深3.5厘米。剑眉,凸眼,高鼻梁,上身赤裸,下系短裙,作跽跪状。双手扶持一有盖圆尊。尊盖上伫立一大鸟,鸟头圆润,杏眼圆睁,宽喙弯曲,尾羽高举,双翅大张,有跃跃欲飞之势。 此鸟可视为古史传说中的少皞,民间称为“大鸟王”。少皞是颛顼的伯父,黄帝与嫘祖的儿子,又名青阳,出生于江水,即今四川岷江地区。(参见《史记·五帝本纪》)少皞统率的鸟部落—部族中有一支青鸟氏,“司
数词 “一”,在口头上常被念成 “幺”,如 “110” “120” “119” “12315” 等特定电话号码,人们都是将阿拉伯数字 “1” 念成 “幺” 的。 “1”对应汉字“一”。“一”本是个入声字,读音涩促,难以响亮,因而在某些特定场合,使用者为达最佳效果,就将它作变调或变音处理。将“一”变调,大家是耳熟能详的。譬如军人出操,学生跑步,那“一二一”的口令,就常被喊成“yì ér yì”,若
2026年7月28日,由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省文联指导,省美术家协会和省诗书画院主办的“花重锦官城——邵仲节先生百年诞辰画展”在省诗书画院举办开幕式,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罗春梅致辞并宣布画展开幕。展出至8月6日结束。 罗春梅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邵仲节先生以牡丹开宗立派,长期致力于美术教育、书画创作。他生前向相关机构单位捐赠大量书画作品,展示了宽广胸襟与无私大爱。希望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特约研究员
成都市新都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编的《龙藏寺诗联》,已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 雪堂和尚在成都市新都区新繁街道龙藏寺内开设书坊,刻印佛经、儒典、地方文献及名僧雅士著作,共达100余种。他不遗余力,遍求历代和当时的书法名家墨宝200余品,将其双钩勒石,建成了名扬遐迩的龙藏寺碑林。他更以诗联闻名于世,50年间共作诗2000余首,撰联100余副,成为一代诗僧。《龙藏寺诗联》所选诗词楹联,大部分是雪堂
摘 要:伴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繁盛,人民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及烹饪技术的发展进步,宋代的荤食种类丰富多样,且在制作上务求尽善尽美。由于养生价值、调味品的丰富等多重因素的驱动,羊肉和内脏菜品被大量端上宋人的餐桌,风靡一时。
摘 要: 句龙如渊罢御史中丞后, 秦桧拟将其外任地方知府, 对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宋史》等史料文献均有记载, 但是对于句龙如渊拟知是何府州的记述存在不同, 聚焦在“遂宁府”“瑞宁府”“建康府”的争议上。经推理考证, 秦桧应拟任句龙如渊知“遂宁府”。
摘 要:《水经·沔水篇》所载“沔水与江合流”后的流向,与实际的地理位置似有一些矛盾,因而为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所质疑。其实,历史上存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地名,再加上史料在不断传抄中容易产生讹误或人为修改,以致古今地名不能对应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只要按照地理位置对原文进行综合辨析,就会发现《水经》记载的沔水流向并无讹谬,是完全真实可考的。
摘 要:“听问消息”与“听闻消息”在唐令复原中应从何者?经研究可知,“问”是唐代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审判用词,强调的是司法官员的主动性。“闻”与“问”相比,在用法中更倾向于一般性场合而非正式的司法程序,并且“闻”字带有较为强烈的被动性,不适用于令文中的审判用语。
摘 要: 金肖孙为大宁都司保定中卫军籍进士金毓峒从侄, 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金毓峒传》记其城破之际投井而死。现据文献史料正其事迹, 改点校讹误一处。甲申保定之役中金肖孙仅以身免, 顺治三年 (1646年) 丙戌中举, 仕至四川富顺县知县, 卒于任。《富顺县志》对金肖孙籍贯记载失实, 错讹为大名府清丰县, 亦订正之。
摘 要: 原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广东文献研究名家冼玉清先生, 长期耕耘于岭南大地。其《广东文献丛谈》是有意识地研究考证广东文献的结集, 是其岭南意识的集中反映。《借书苦读的丘濬》一文, 道出了“当时文化还不怎么发达的广东(海南当时隶属于广东)”, 不仅是内地文化的接受者, 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创造。冼玉清《广东文献丛谈》一书, 既开丘濬研究的先声, 又是广东文化、海南文化研究的重要一环, 有力促进了今天的邱濬研究。
2006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将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卧龙、夹金山脉等地的1个森林公园、5个自然保护区、11个风景名胜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都天台山国家风景名胜区就是其中之一。 天台山位于南方丝绸之路西出成都第一城的邛崃市西南端,处于成都市与雅安市交界处,隶属邛崃山脉。景区面积约29平方公里,主峰玉霄峰海拔1812米。 天台山具有国内典型意义的高山流水景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化川渝赣甘四地文史研究馆馆际交流与合作,2026年7月6日至10日,四川、重庆、江西、甘肃四省(市)文史研究馆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联合开展调研采风。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长罗春梅、副馆长刘著宇,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袁波,江西省政府办公厅二级巡视员吴黎宏,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万代红及川渝赣甘四地馆员、特约研究员等一行约40人参加
姚叶红(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