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以项目为名投资经营或借款的诈骗案件中,项目并非完全虚假而是存在真实框架或一定合作基础时,罪与非罪的界分易产生认识错误,再叠加一定复杂因素则争议更甚。案件事实部分真实的背景下,对非法占有目的和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主客观两方面,要遵循“从纷繁复杂的法律事实中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系”,进行精细化审查:第一,是否存在欺骗行为不能仅根据项目初始状态或基本框架简单粗放认定,应以取财时行为人所明知的客
摘 要:双方当事人互相控告对方故意伤害,主张己方成立正当防卫是涉人身伤害类案件的常见情形。以成立正当防卫为申诉理由,一批涉人身伤害类陈年旧案成为当前检察机关办理申诉案件的难点。办理该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当在全面审查分析证据、还原关键事实细节的基础上,认定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在防卫人的先前行为引起不法侵害时,应分析招致侵害行为的性质、动机等,不宜简单地以“自招侵害”为由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在外观上难以
摘 要:部分刑事申诉案件的事实争议并非由于证据本身存在实质性缺失,而是办案人员对基础性法律规则的理解出现了偏差,直接导致本应提起公诉的案件被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等为由作出存疑不起诉处理。所以在办理该类申诉案件时,不能止步于对原结论的复述或对卷宗的简单审查,而应当准确界定“合理怀疑”的认定标准与排除路径,围绕在案证据,对原案“合理怀疑”进行实质性检验,并精准界分“核心犯罪事
摘 要:装修承揽预付类合同纠纷案件具有刑民交织的特性。司法实践中,也存在以“违约、失联、跑路”等客观事实径直推定行为人具备非法占有目的的裁判误区。检察机关办理此类案件应当恪守主客观相统一原则,重点审查签约履约能力、资金实际流向,甄别民事躲债与刑法意义携款潜逃、区分签约即无履约能力与履约过程丧失履约能力,杜绝单纯以损害结果客观归罪,严守刑事证明标准,准确划分刑民边界,依托证据审慎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实
摘 要:实务中处理互殴致轻伤后果的故意伤害案件时,过分依赖赔偿谅解作相对不起诉,犯罪评价逻辑难以息诉服判。针对互殴概念泛化使用、防卫意图认定困难等瓶颈,可引入被害人承诺这一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结合受损法益,其适用范围应仅限轻伤后果案件,在此基础上,回归先定性后定量的司法逻辑,规范类案不起诉裁量权的分层适用路径:优先核查正当防卫与明确承诺,其次适用推定承诺法定出罪,最后考量相对不起诉的分层办案位阶
摘 要:综合认定犯罪数额是破解网络犯罪案件证据收集客观困境的重要司法规则。实践中,网络犯罪案件犯罪数额综合认定存在适用标准过严、过宽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根源在于客观证据证明力挖掘不足、反证审查不足、印证不充分。对因客观条件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言词证据的网络犯罪案件,应当构建以客观证据为核心的指控证明体系,在不降低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通过规范操作流程,运用证据印证规则、反证审查规则,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认定
摘 要:自首的本质既不是悔罪也不是功利,而是主动交付国家追诉。国家追诉的内涵不限于刑事司法领域,还涵盖行政执法、监察调查在内的国家公权力闭环运行体系。行政犯是否成立自首应考虑其在前期行政程序中的归案情况。人赃并获型走私案件中,行为人在国家执法体系前端的行政调查阶段系被动到案,不具备交付追诉的主动性与自愿性,即便其在后端的刑事司法阶段经传唤后主动到案也不应被认定为自动投案。 关键词:走私犯罪 自首
摘 要:民事支持起诉办理弱势群体婚姻家庭纠纷时,时常面临给付意愿存在、给付信任缺失的现实困境,权利实现的阻碍并非法律规则缺位,而是当事人之间信任机制断裂。在办理案件时,可以将担保性提存机制引入民事检察和解,借助中立第三方对资金实施隔离保管、用途锁定,通过法院调解书确认提存合意,消解双方对款项挪用、截留的顾虑。检察机关适用该机制,应当恪守“给付意愿存在、给付信任缺失”核心适用要件,厘清适用案件类型
摘 要:公民代理具有无偿性、非职业性的特征。法律咨询服务机构通过伪造推荐材料、制作制式推荐函,以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身份从事营利性诉讼代理活动,系以公民代理之名、行有偿代理之实,严重扰乱法律服务市场秩序。检察机关在办理该领域民事检察监督案件时,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与指向对象,分别采取审判程序违法监督或者裁判结果监督,同时联合行政监管单位强化法律咨询服务机构对违规公民代理活动的监管职责,并通过检察建
摘 要:自行补充侦查是检察机关落实高质效办案,实现证据补强与侦查监督双重职能的法定职权。自行补充侦查能够有效化解证据矛盾、纠正侦查程序偏差、提升诉讼效率,但受实操规范供给不足、职能定位认知受限、侦查履职能力短板等因素制约,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率偏低、制度功能发挥不充分等问题。激活自行补充侦查的制度效能,应当立足其补强与监督的双重属性,厘清优先适用与限制适用的行权边界,规范分级审批、分类实施的办案流
摘 要:网络游戏衍生品侵犯著作权案件涉及作品类型复合、载体形式转换与刑民责任交叉,办理中常面临三方面难题:侵权数量难以查清;游戏角色形象的独创性判断与权属证明易生争议;将平面角色形象制成立体手办是否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复制,认识分歧较大。对此,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引导侦查,以财务账簿、物流单据、销售记录等客观证据相互印证,剔除重复后固定侵权数量;围绕独创性表达及权利登记、创作过程等证据确定权利基础;以同
摘 要:注册商标刑事保护严格限定于核定使用商品范围,权利人超出核定范围使用商标、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后才补充注册的,案涉期间缺少注册商标专用权基础,不能认定商标刑事犯罪。核定范围的判断应锚定《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六位编码,同一类似群内已独立编码的商品项目彼此并列,概括性项目不当然覆盖同群组独立编码商品。行政备案属于产品监管归类,亦不能替代商标注册的商品核定。不同主体在不同商品类别注册相同商标,但
摘 要:反行政垄断公益诉讼是检察机关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的重要制度,囿于法律规则缺失,此类案件在线索发现、监督对象确定、整改实效保障等方面存在现实梗阻。针对行政主体在政府采购活动中排除限制竞争问题,检察机关可以探索以国有财产保护领域成案,以法益耦合理论证成反行政垄断公益诉讼办案的“可诉性”。对于适格监督对象的认定,应坚持穿透式、分层次监督,实现从行为归责向职责归位的转换。在后续
摘 要:网络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的调查取证存在海量数据核实难、跨境调查取证受限、虚拟货币交易追踪难、证据能力有争议等困境。检察机关通过创新数据筛选与验证方法破解网络海量数据审查难题,以境内证据固定、境外证据境内提取、跨境取证相结合方式应对跨境取证障碍,通过全链路资金分析与链下真实身份锁定的方式突破虚拟货币交易取证瓶颈,以数据空间取证思维转型与大数据证据鉴定机制探索确保电子证据的证据能力,全面提升
摘 要:在“矿地分离”的立法模式下,采矿类非法占用农用地案的形成裹扎着复杂的政策变化、利益冲突、部门法衔接障碍等原因,反映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与司法处置之间难平衡难协调的深层次矛盾。应坚持正确的司法导向,充分把握“改变农用地用途”这个核心构罪要素,厘清长期用地和临时用地的本质区别,对毁坏农用地认定标准作实质审查,将“事后取得长期用地许可”“信赖利益保护”等情节作为量刑从轻情节而非出罪事由考量
摘 要:犯罪分子主刑执行完毕、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间,发现判决宣告前漏罪的,司法实务对是否适用“漏罪并罚”规则存在分歧。结合刑法条文体系、立法本意、权威司法文件及司法实务分析,《刑法》第70条“刑罚执行完毕以前”中的“刑罚”应限定为主刑,主刑执行完毕即视为“刑罚执行完毕”。此阶段发现的漏罪不适用“先并后减”,需对漏罪单独定罪量刑,再与剩余剥夺政治权利并罚。 关键词:主刑 剥夺政治权利 刑罚执行完毕
摘 要:虚假诉讼罪中“捏造事实”的认定,应坚持实质解释与限缩解释,以真实基础法律关系限定刑事入罪边界。在真实交易背景下,当事人隐瞒部分事实、选择性举证或申请财产保全以主张权利,是否属于“捏造事实”,关键看其是否虚构了诉讼请求赖以成立的基础民事法律关系,以及是否实质歪曲权利基础。真实基础法律关系虽不当然阻却犯罪,但应作为判断事实虚假性、主观故意与法益侵害程度的重要依据。同时,应结合行为是否妨害司法
摘 要:针对涉未成年人强制猥亵案件,“强制性”的判断不能套用成年人标准,不能仅因被害人的沉默即推定其同意,进而否定行为人行为的“强制性”。应结合未成年被害人年龄心智、双方力量地位、案发环境等综合认定。在相对封闭的物理空间内,行为人诱骗未成年人对其形成心理强制,虽无典型暴力、胁迫手段,仍应认定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方法”,从而认定构成强制猥亵罪。 关键词:强制猥亵罪 强制性 其他方法 未成年被害